你每天上下班堵在营门口立交桥上，抱怨着车流缓慢、路面老旧。
你可能不知道，你脚下这条路的每一寸土地，在近两千年前，都曾决定着整座成都城的生死。
它从来不是一条普通的路。
公元214年，刘备刚刚拿下成都。 军师诸葛亮站在城西一片荒地上，眉头紧锁。
成都富庶，但西面无险可守。 百里之外的玉垒关一旦被突破，敌军一日便可兵临城下。他必须在这里扎下一颗钉子。
于是，数万蜀军在此安营扎寨。 战车列阵，辕门肃立。百姓远远望着那森严的军营大门，便称此地为“营门口”。
这不是传说，是《华阳国志》里白纸黑字的记载。 民谣也唱：“东有点将台，西有营门口，蛮夷敢造反，砍掉项上头。 ”
那时的营门口，是纯粹的军事禁区。 诸葛亮选择这里，不仅为了驻军，更为了“屯兵耕战”。 他看中西郊常遭水患的荒地，让军队在此垦荒，自筹粮草。 他还主持修筑了九里长堤防洪，荒滩变沃野。
军中大帐就设在此处。诸葛亮常亲临视察，摇着羽扇，看着士兵耕作，心里盘算着北伐的粮草。 营门口，是蜀汉北伐大业最坚实的后方基地。
时间走到唐朝。
公元829年，南诏军队攻入成都，掳走数万工匠和珍宝。 西川震动。
第二年，名臣李德裕临危受命，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。 他的使命是守住成都。
他做了什么？ 在成都府治以西，营门口这片历代驻军的要地上，修建了一座“筹边楼”。
这不是风花雪月的观景楼。 楼高五层，基座筑于高地，坐东朝西。 李德裕每日与将领登楼，墙上挂着蜀地山川地形图，他们在此筹划边防，商议如何抵御吐蕃和南诏的侵扰。
这座楼，成了整个西川的军事决策中枢。 女诗人薛涛后来登楼，写下“平临云鸟八窗秋，壮压西川四十州”。字里行间，是俯瞰四十州的磅礴，也是边关烽火燃至楼头的忧患。
从诸葛亮的军营，到李德裕的筹边楼，营门口作为成都西门锁钥的地位，贯穿了数百年。
清朝康熙五十七年，公元1718年。
西藏发生叛乱，朝廷从湖北荆州紧急调遣三千满蒙八旗兵，经四川入藏平乱。 战事平息后，四川巡抚年羹尧上了一道奏折。
他说，四川地处边疆，内有土司，外接青海西藏，至关重要。 建议将部分荆州八旗兵永久留驻成都，在城西门外建房驻扎，既可宣威边疆，又能巩固内地防守。
朝廷准奏。 一千六百名八旗官兵及其家眷，从此在营门口一带定居下来。 他们按北京胡同的格局修建房屋，形成了独特的“满城”，也就是后来宽窄巷子的前身。
营门口，从汉家的军营，变成了满蒙旗兵的驻防地。 它守护的对象，从一座城，扩展到了整个川西乃至西藏的安定。
军营的痕迹，最终被车轮碾过。
1913年，一批留日学生倡议修建四川第一条公路——成灌公路。 工人们在城西的农田中，新辟出一条路。 这条路，就是后来的营门口路。
1925年，公路全线通车。 第二年，西门车站在营门口路落成，从此成为成都西向交通的枢纽，一立就是七十多年。
1994年，营门口立交桥竣工。 五层交错的桥体，取代了曾经的辕门和望楼，成为新时代成都西门的地标。
金戈铁马，化作了滚滚车流。 戍鼓声声，淹没在市井喧嚣里。 只有地名固执地留了下来，像一个褪色的番号。
今天，当你开车驶过营门口立交，或是在路边小店吃一碗抄手时。
你不会想到，诸葛亮曾在这里指挥垦荒，为北伐积攒每一粒粮食。
你不会想到，李德裕曾在这里的楼阁上，凝视西方地图，思索如何挡住吐蕃的铁骑。
你不会想到，康熙年间的八旗骑兵曾从这里出发，走向雪域高原。
一条路的名字，压着一座城市两千年的安危。 我们习以为常的“安逸”之下，是无数个被遗忘的“营门口”在历史中默默承受的重量。
那么，成都下一个被车流和烟火掩盖的“营门口”，又会是哪里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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